休闲活动与国家政务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帝王的巡游大多服务于政治，“主父游沙丘宫”的目的在于重夺政权、汉高祖游云梦意在韩信等。这样的例证不仅仅限于帝王个人行为：

(一)庶民不疲乏、有余暇开展休闲活动是政治稳定的象征。

虽然社会主流舆论对皇帝的休闲活动持批评态度的居多，但民众的休闲活动往往是治世或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标志。苏秦称“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平民有一些休闲活动是某一地区富足的体现，甚至也是君主贤德的结果。

汉文帝为有德之君，在他的统治之下国家达到了治世，《史记》在记载“人民乐业”之余还专门提到了“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市井老翁遨游嬉戏如儿童，是汉文帝时期政治稳定、人民负担较轻的一个标志。汉末，将“耳未闻康哉之歌，目未睹击壤之戏”与“戎役未息于外，士民未安于内”同列，

看做

是社会稳定的一个表现之一。

(二)某些特定的时期是不允许进行休闲娱乐活动的。

在皇帝生病或国丧期间不允许娱乐。汉文帝遗诏谓：“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可见在帝王薨逝及丧事期间是不允许婚嫁、祭祀、饮酒、食肉这些带有鲜明休闲娱乐色彩的活动。常山宪王刘舜死后，王太子刘勃“六日出舍……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在丧期内进行休闲娱乐活动成为其罪行之一。

昌邑王刘贺在汉昭帝生病期间“弋猎驰骋如故，与驺奴宰人游居娱戏”，是对皇帝不敬的行为。汉元帝崩逝后，即位的成帝非常悲伤，“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在饥荒年，取消部分休闲娱乐活动。如：汉安帝永初四年饥荒，汉安帝下诏令“勿设戏作乐，正旦无陈充庭车”，禁止百戏、乐舞等休闲活动，减少岁时节令中的一些休闲活动。

汉安帝永初三年秋，邓太后下令宴飨时“勿设戏作乐”“罢象橐驼之属。丰年复故。”这虽与太后“体不安”有关，但也与永初二年的旱灾有关系，且专门提到丰年恢复如故，更说明这个减省休闲活动的命令与年景不好有关。饥荒年禁酒政策也属于取消休闲娱乐活动的行为。

学界有些人认为灾荒年禁酒目的在于减少粮食的消耗，在此有必要做一澄清：禁止饮酒并非禁止礼俗用酒，因为礼俗所规定的饮酒行为有利于教化风俗，禁酒的对象主要是休闲类饮酒。灾荒年禁酒的实质是禁止饮酒这种休闲娱乐活动。

两汉时期的帝王及割据势力多次采取了禁酒的政策，如：汉初律令严禁群饮，《史记?孝文本纪》注引文颖曰：“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汉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

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为了解决北伐匈奴的巨大军事开支，实行酒专卖政策“榷酤”，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汉改专卖为课税，东汉和帝永运16年(104年)因自然灾害，在部分地区禁止有关酒的活动，东汉末吕布、张鲁也曾下禁酒令，吕思勉《秦汉史》中也已作出推测“禁酤汉世常行”。

总的来说酒政可分为三类：禁、课税和专卖，而三类中显然以禁酒居多。考查两汉禁酒，无不外乎两个原因：备战积聚物质和天灾人祸年荒谷贵，而禁酒则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全面禁止：禁酤亦禁酿，亦禁饮，甚至酒具都必须没收；一种属于温和型：禁酤、禁无故群饮。而第二种态度的政策在汉世实施较多。

禁酤、禁无故群饮更多是灾荒年所行之酒政，例如景帝三年因天旱而禁酤，灾荒年之后，恢复正常，汉景帝“(后元年)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这样的关联关系让很多人以为禁酒的目的在于减少粮食谷物的损耗以补充荒年的不足，那么真能起到这个作用吗，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从与谷物有直接关系的农民来看。据《汉书·食货志》李悝说，一家五口有田百亩，年收入为粟150石，除去1/10的税15石和5人一年的口粮90石后剩余45石。按两汉普遍市价，每石约30钱，则可换1350钱。每年祭祀用去300钱，衣服5人一年共1500钱。

这样算来已超支，而且没有将疾病医药费用，及其他赋役费用以及为来年预留的种子包含在内，存在入不敷出的情况。更何况其中每人口粮按每日一石半算，也就是每人每天5升，《庄子·天下篇》“五升之饭足矣。先生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可见此数仅足充饥。按照最低标准计算，汉世农民来说，可以省或减掉一部分开支，在灾荒年似乎可以起到节省谷物的作用。

从酿酒方法来看。汉世酿酒，主要采取曲酿酒法。余华青、张廷皓认为，曲是发霉长毛的谷物，充当酒母，则是充当酿酒原料的发芽谷物。这种酿酒法，在汉世已有改进为直接用未经发芽糖化的谷物作为原料，只用曲而不用，使酒化和糖化同时进行，类似现今所说的复式发酵法。

据《汉书·食货志》载“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可见约三斛米可酿酒6斛6斗。二者体积比约为1:2。又据吕思勉《秦汉史》“汉世石斛大小略等”，可推测出汉世酿酒米与酒之重量比约为1:2。据《汉书》载，韩延寿能“饮酒石余”，于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北宋沈括也认为秦汉人“饮酒一石不乱”。可见当时人多能饮酒至一石。

按照谷物和酒1:2的比例，则

当时人

每饮一次酒，每人就消耗掉半石的谷物。又据李悝所说时人每月需一石半口粮，即每人饮酒一次就消耗掉普通人家一个人十天的口粮。由这一连串的推算似乎可以理解文帝把酿酒列为谷物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为酒醪以靡谷者多”，而荒年的禁酤法令似乎应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谷物的损耗。

以上推算均以“一酿”比例作为计算，当时亦出现有“三重酿”等更纯的酒，与“一酿”相比只是其中水分含量更少，酒更纯，谷物与其出酒量之比只会更小，而同样数量的酒只会消耗更多的谷物。更可见禁酤对减少谷物消耗的意义。

从酿酒业规模来看，酒肆作坊在两汉都市和乡镇分布较广，小手工业者经营的作坊自酿自卖，数量多分布广。大工商经营的作坊，一般集中在通邑大都，产销量可观。当时出现了“宜城醪”、“苍梧清”、“中山冬酿”、“会稽稻米清”、“赞陌”、“酴清”、“白薄”等一批地方性名酒。

除此之外，秦汉皇室以及官僚贵族，地主田庄为满足自身需求消费，亦自设作坊酿酒。皇室有少府属下的太官、汤官主管酒类的生产和供应。“太官主饮酒……太官汤官奴婢各三千人”“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由此可见生产者及生产费用之高，也足以说明皇室酿酒作坊规模之大。官僚贵族自家酿酒现象也很普遍，霍光之亲属曾“私屠酤”。

在《四民月令》中有“曲室”“作曲”“酿春酒”“渍曲酿冬酒”等记载，说明田庄所需之酒多为自行酿造。酿酒业如此发达，在灾荒年禁酤减少酿造量似乎应该有利于谷物的损耗。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荒年禁酤似乎无可置疑地对减少谷物耗费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但在我看来仍然有一些疑点：从酿造者的角度来看，除了用于买卖的生产外，仍存在相当比例的大规模皇室酿酒，数量众多的官僚贵族和地主田庄自给自足的酿造作坊。

而这些拥有酿酒作坊的阶层正是当时社会中酒的主要消费群体，也是现今所见所谓汉世饮酒成风的主要体现者和推动者。而那些真正需要酤酒的阶层，虽然在人数上占多数，但并非主体消费者。另外，前面提到的一些地方性名酒存在一些用于买卖的大规模的酿酒作坊。汉世重农抑商，人们以商业，手工业为末，在灾荒之年禁“酤酒”为世风所接受，可对于这些大工商业主来说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且据《汉书》记载，广安候任越人为太常，“坐庙酒酸论”。即使皇室宗庙祭祀所用的好酒，也会变酸，其他的酒必然不会像现在所说的封藏较

久会

更醇，而只会变酸。对于这些人来说，损失会特别大，这样一来以减少谷物浪费为目的所行的禁酤之策便大大打了折扣。

从用途上来说，酒和谷物或其他农产品相比既不能充饥又不能作为长期补充人体水分的东西，但其在汉世最重要的是其所蕴含的文化功能而被青睐。酒作为天地间精华交感所产生的特殊液体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在祭祀活动中，酒的香气弥漫全场，极易渲染祭祀的凝重，庄严气氛，而神灵也因为这种歆享而实现了与人的沟通。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既是通神。

两汉社会信仰极具迷信色彩，对祭祀相当重视，上至皇帝贵戚，下至平民百姓都将其视为社会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事。祭祀科目名目繁多，祭祀对象多种多样：除了对天地祖先的祭祀外，还顷拜祭山川，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诸神，另外还有腊、伏、灶、祖、祠孔、兵祭、高禖、祓禊等杂祭。尤其对天地祖宗祭祀中有相当部分的须一日三上食祭，也有月祭。

而在中国传统祭祀饮食风俗中，除菜肴外，酒是必不可少的祭品。汉代用酒祭祀的风俗在先秦、秦汉习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腊祭、伏祭、祭祖、社祭等礼仪过程中有明确史料证明需要用酒来祭祀。其中伏、腊为每年一次，社祭为春秋二社。

祭祖制度上，自高祖至宣帝天下郡国之宗庙达167所之多。新莽之初，全国祭庙达六百八十多所。东汉则承袭了王莽的祭祖制度，有如此众多的需用酒的祭祀，祭祀用酒又不可偏废。灾荒年禁酤并不会影响这方面的用酒量，不仅因为大规模祭祀多为具有酿酒实力的皇室贵族地主，更重要的是酒在祭祀中的神圣地位。

从社会的风俗来看，汉世饮酒成风，从汉画及出土文物来看，当时酒器有壶，樽、勺、耳杯等。酒令种类有投壶、云博、猜拳等。各类宴饮、婚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而饮酒赋诗，咏志，抒怀也是汉代文人一大雅事，另外在人际交往中也会用到酒，皇帝也会把酒作为赏赐赐给其臣下享用。饮酒之风如此浓烈，以禁酤、禁无故群饮的方式来减少用酒应该作用不大。

酿酒对粮食利用来讲是种浪费的观点似乎也可商榷。因为汉世之酒并非晚近才出现的耗粮很多的烧酒，而是一种比今天啤酒酒精度数还要低的一些酒，甚至可以说是酒类饮料。现今在某些地方盛行的米酒与此类似。这种酒制作时耗费的粮食与自然耗损的粮食相比哪样更合算，似乎仍值得探究。

更何况，人们不仅可以饮酒，而且还能食用酒糟。在《楚辞》中“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正是这种饮食方法的反映。即使这些酒中所含糖的谷物不为人们所食用，也可用来喂养牲畜。

总之，汉世禁酤法令在灾荒之年能否有效地起到补充谷物不足的问题值得怀疑。酿酒是否的确是谷物消耗的一个主要原因仍需商榷，汉代的禁酒政策极有可能对社会用酒情况的变化未起到太大的作用。两汉有些禁酒政策并非以减少谷物消耗为出发点的，如汉武帝时期采取的榷酤政策的目的在于增加赋税收入、充盈国库，这一政策后来为汉昭帝所废除。

对此，《汉书?昭帝纪》应劭曰：“武帝时以国用不足，县官悉自卖盐铁，酤酒。昭帝务本抑末，不与天下争利，故罢之。”可见，最晚在东汉时期人们对榷酤政策增加赋税收入、与民争利的作用已经有所认识。

从国家政策与风俗文化角力的角度来考虑，灾荒年禁酒很难真正有效

的

推行起来，恰如彭卫所述“成为一纸空文”。国家在灾荒年禁酒应该指的是禁止用酒的消闲娱乐活动，对减少谷物消耗的作用聊胜于无，但官府这样的姿态却给了民众心理上的慰藉。

(三)对外交往中的休闲活动

汉顺帝用“黄门鼓吹、角抵戏”招待来京城的夫余王。贤良文学认为，“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燿之物”不应该用来招待外域来使，而应该用“威仪干戚之容……清歌雅颂之声”等承载汉人礼制的内容来感召外来宾客。